一個人讀書最初的目的就是求知解惑，而當自己真正做到可以知道的時候，讀史就會上升到另一個層面，就是泛讀，這樣的一個讀書模式并不是棄其糟粕，而是在前期的積累下已經有了辨別的能力，所以讀書的目的也并不是為了讀書而讀書，就像那句話說的一樣，當你讀書不再抱有任何目的的時候，你讀的書已經超過你自己了，這和林語堂先生眼中的讀書人非常地貼合，那么他是怎樣來理解這個話題的呢?

在林語堂先生看來，真正的讀書人，不會抱著義務的意識去讀書，不會刻意去讀那些“人人必讀”的書，他們會獨自尋找最適合自己的讀物。真正的讀書，就像一場婚姻，讀者與書目的相遇，就是一段命中注定、陰陽調和的緣分。

正文：

讀書人和不讀書人最大的差別是什么?

當我們把一個不讀書者和一個讀書者的生活上的差異比較一下，這一點便很容易明白。

那個沒有養(yǎng)成讀書習慣的人，以時間和空間而言，是受著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錮的。

他的生活是機械化的，刻板的;他只跟幾個朋友和相識者接觸談話，他只看見他周遭所發(fā)生的事情。他在這個監(jiān)獄里是逃不出去的?？墒钱斔闷鹨槐緯臅r候，他立刻走進一個不同的世界;如果那是一本好書，他便立刻接觸到世界上一個最健談的人。

這個談話者引導他前進，帶他到一個不同的國度或不同的時代，或者對他發(fā)泄一些私人的悔恨，或者跟他討論一些他從來不知道的學問或生活問題。

一個古代的作家使讀者隨一個久遠的死者交通;當他讀下去的時候，他開始想象那個古代的作家相貌如何，是哪一類的人。

孟子和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家司馬遷都表現(xiàn)過同樣的觀念。一個人在十二小時之中，能夠在一個不同的世界里生活二小時，完全忘懷眼前的現(xiàn)實環(huán)境。

不但如此。讀者往往被書籍帶進一個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。

縱使那是一本關于現(xiàn)實事情的書，親眼看見那些事情或親歷其境，和在書中讀到那些事情，其間也有不同的地方，因為在書本里所敘述的事情往往變成一片景象，而讀者也變成一個冷眼旁觀的人。

所以，最好的讀物是那種能夠帶我們到這種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讀物，而不是那種僅在報告事情的始末的讀物。

我認為風味或嗜好是閱讀一切書籍的關鍵。

這種嗜好跟對食物的嗜好一樣，必然是有選擇性的，屬于個人的。吃一個人所喜歡吃的東西終究是最合衛(wèi)生的吃法，因為他知道吃這些東西在消化方面一定很順利。

讀書跟吃東西一樣，“在一人吃來是補品，在他人吃來是毒質。”教師不能以其所好強迫學生去讀，父母也不能希望子女的嗜好和他們一樣。

如果讀者對他所讀的東西感不到趣味，那么所有的時間全都浪費了。

世上無人人必讀的書，只有在某時某地，某種環(huán)境，和生命中的某個時期必讀的書。

我認為讀書和婚姻一樣，是命運注定的或陰陽注定的。

縱使某一本書，如《圣經》之類，是人人必讀的，讀這種書也有一定的時候。當一個人的思想和經驗還沒有達到閱讀一本杰作的程度時，那本杰作只會留下不好的滋味。

一個人發(fā)現(xiàn)他最愛好的作家，乃是他的知識發(fā)展上最重要的事情。

世間確有一些人的心靈是類似的，一個人必須在古今的作家中，尋找一個心靈和他相似的作家。他只有這樣才能夠獲得讀書的真益處。

一個人必須獨立自主去尋出他的老師來，沒有人知道誰是你最愛好的作家，也許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。這跟一見傾心一樣。

人家不能叫讀者去愛這個作家或那個作家，可是當讀者找到了他所愛好的作家時，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。

關于這種發(fā)現(xiàn)作家的事情，我們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證。有許多學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時代里，相距多年，然而他們思想的方法和他們的情感卻那么相似，使人在一本書里讀到他們的文字時，好象看見自己的肖像一樣。

以中國人的語法說來，我們說這些相似的心靈是同一條靈魂的化身，例如有人說蘇東坡是莊子或陶淵明轉世的，袁中郎是蘇東坡轉世的。

蘇東坡說，當他第一次讀莊子的文章時，他覺得他自從幼年時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著同樣的事情，抱著同樣的觀念。當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詩集里，發(fā)見一個名叫徐文長的同代無名作家時，他由床上跳起，向他的朋友呼叫起來，他的朋友開始拿那本詩集來讀，也叫起來，于是兩人叫復讀，讀復叫，弄得他們的仆人疑惑不解。

伊里奧特(GeorgeEliot)說她第一次讀到盧騷的作品時，好象受了電流的震擊一樣。尼采(Nietzsche)對于叔本華(Schopenhauer)也有同樣的感覺，可是叔本華是一個乖張易怒的老師，而尼采是一個脾氣暴躁的弟子，所以這個弟子后來反叛老師，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只有這種讀書方法，只有這種發(fā)見自己所愛好的作家的讀書方法，才有益處可言。象一個男子和他的情人一見傾心一樣，什么都沒有問題了。她的高度，她的臉孔，她的頭發(fā)的顏色，她的聲調，和她的言笑，都是恰到好處的。

一個青年認識這個作家，是不必經他的教師的指導的。這個作家是恰合他的心意的;他的風格，他的趣味，他的觀念，他的思想方法，都是恰到好處的。

于是讀者開始把這個作家所寫的東西全都拿來讀了，因為他們之間有一種心靈上的聯(lián)系，所以他把什么東西都吸收進去，毫不費力地消化了。這個作家自會有魔力吸引他，而他也樂自為所吸;過了相當的時候，他自己的聲音相貌，一顰一笑，便漸與那個作家相似。

這么一來，他真的浸潤在他的文學情人的懷抱中，而由這些書籍中獲得他的靈魂的食糧。過了幾年之后，這種魔力消失了，他對這個情人有點感到厭倦，開始尋找一些新的文學情人;到他已經有過三四個情人，而把他們吃掉之后，他自己也成為一個作家了。

有許多讀者永不曾墮入情網，正如許多青年男女只會賣弄風情，而不能鐘情于一個人。

隨便那個作家的作品，他們都可以讀，一切作家的作品，他們都可以讀，他們是不會有甚么成就的。

這么一種讀書藝術的觀念，把那種視讀書為責任或義務的見解完全打破了。在中國，常常有人鼓勵學生“苦學”。

有一個實行苦學的著名學者，有一次在夜間讀書的時候打盹，便拿錐子在股上一刺。又有一個學者在夜間讀書的時候，叫一個丫頭站在他的旁邊，看見他打盹便喚醒他。

這真是荒謬的事情。

如果一個人把書本排在面前，而在古代智慧的作家向他說話的時候打盹，那么，他應該干脆地上床去睡覺。

把大針刺進小腿或叫丫頭推醒他，對他都沒有一點好處。這么一種人已經失掉一切讀書的趣味了。有價值的學者不知道什么叫做“磨練”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“苦學”。他們只是愛好書籍，情不自禁地一直讀下去。

這個問題解決之后，讀書的時間和地點的問題也可以找到答案。讀書沒有合宜的時間和地點。

一個人有讀書的心境時，隨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讀書。如果他知道讀書的樂趣，他無論在學校內或學校外，都會讀書，無論世界有沒有學校，也都會讀書。他甚至在最優(yōu)良的學校里也可以讀書。

曾國藩在一封家書中，談到他的四弟擬入京讀較好的學校時說：“茍能發(fā)奮自立，則家塾可讀書，即曠野之地，熱鬧之場，亦可讀書，負薪牧豕，皆可讀書。茍不能發(fā)奮自立，則家塾不宜讀書，即清凈之鄉(xiāng)，神仙之境，皆不能讀書。”

有些人在要讀書的時候，在書臺前裝腔作勢，埋怨說他們讀不下去，因為房間太冷，板凳太硬，或光線太強。也有些作家埋怨說他們寫不出東西來，因為蚊子太多，稿紙發(fā)光，或馬路上的聲響太嘈雜。

宋代大學者歐陽修說他的好文章都在“三上”得之，即枕上，馬上，和廁上。有一個清代的著名學者顧千里據說在夏天有“裸體讀經”的習慣。在另一方面，一個人不好讀書，那么，一年四季都有不讀書的正當理由：

春天不是讀書天;夏日炎炎最好眠;

等到秋來冬又至，不如等待到來年。

那么，什么是讀書的真藝術呢?簡單的答案就是有那種心情的時候便拿起書來讀。

一個人讀書必須出其自然，才能夠徹底享受讀書的樂趣。他可以拿一本《離騷》或奧瑪開儼(OmarKhayyam，波斯詩人)的作品，牽著他的愛人的手到河邊去讀。

如果天上有可愛的白云，那么，讓他們讀白云而忘掉書本吧，或同時讀書本和白云吧。